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指出：“建设生态文明，必须建立系统完整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，执行最严格的源头保护制度、损害赔偿制度、责任追究制度，完善环境治理和生态修复制度，用制度保护生态环境。”全会提出要紧紧围绕美丽中国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，首次确定了生态文明制度体系，从源头、过程、后果的全过程，按照“源头严防、过程严管、后果严惩”的思路，阐述了生态制度体系的构成及其改革方向、重点任务。当前我国资源约束趋紧、环境污染严重、生态系统退化，形势依然十分严峻。

    气候变化、生态环境、资源能源问题的产生归根到底是源于人类对待自然的态度。传统的机械自然观认为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征服与被征服、奴役与被奴役的关系。随着科技水平的不断提高和人口增长所带来的生存压力不断增长，人类加快了对自然资源的大规模开采和利用。现代工业文明建立在煤、石油等化工燃料消耗基础之上，化石能源的使用是生态环境恶化和气候变化的主要原因。经济活动中大量排放的气体就像棉被一样裹在地球的表面，使地球温度逐渐升高，带来一系列非常严重的气候和生态问题。据科学家测算，如果地球气温升高两度，灾难性气候将频发，生态机制将失去控制，大量生物将濒临灭绝，全球将面临农作物减产，淡水资源短缺，海平面上升，疾病增多等威胁。居世界卫生组织统计，每年约300万人因空气污染而死亡，约占全球死亡人数的5%。生态环境破坏也造成新型重大疾病的全球流行，“非典”、“禽流感”、“H1N1病毒”等在世界范围内传播，成为威胁人类的杀手。人类经济活动对自然的影响已远远超出了自然界的承载能力，同时也给人类自身发展带来前所未有的压力。

    特别是改革开放后30年来，我国经济已接近10%的年均速度增长，创造了世界奇迹，但负面影响也不容忽视，传统体制下对资源能源和环境的掠夺性开发方式是一条难以为继的“负重之路”，具体表现在：一方面，我国的人均资源能源拥有量低于世界平均水平，但消耗量却远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。我国水、石油、天然气、铁矿石、铜和铝土矿等重要矿产资源的人均储量，分别为世界人均水平的25%、11%、4.5%、42%、18%和7.3%。另一方面，我们正以最脆弱的生态环境担负着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经济活动。30多年来已经欠下一大笔生态环境赤字，生态环境开始倒逼经济发展方式转变。  

 
   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，要求努力改变高投入、高耗能、高排量和低效率的“三高一低”型发展模式。粗放型发展显示出我国资源能源利用效率低，同时也说明改进空间很大。要实现经济方式转变，很重要的一个任务就是提高能源使用效率，走低碳化发展道路。

    气候、生态、资源能源问题既是一个环境问题、技术问题，也是一个社会问题、政治问题；既关乎道德，也关乎经济利益。只有努力挣脱传统的机械自然观那种征服与被征服的观念，正视气候、生态、资源能源问题与可持续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，从现在起着力改变对资源能源粗放型使用状况，节约使用资源能源，否则，我们将会受到大自然和子孙后代的双重谴责。（沈海燕）